为什么再好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总是变形走样? | 王人博在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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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日期:2019-02-12 10:17 浏览:9次

“在读”是新京报文化频道推出的新春特别栏目,我们将邀请各类文化界人士,分享他们正在阅读、欣赏的文化作品,聊一聊最近思考的问题。


这一期,与大家分享近期关注与思考的,是法学家王人博。


王人博,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《政法论坛》主编。在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后,王人博开始了法律研究的道路,尤其专注于宪政理论和宪政史的研究。王人博的著作《法治论》、《法的中国性》、《权利论》等法治书籍多次获得各方评选的“年度十大好书”和“影响中国法治图书” 。


身为法学教授,王人博一直喜欢阅读和思考。在他的理解语境中,一个教书人如果自己不读书,心里也会多少有些不踏实。爱德华·萨义德曾说,“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,就态度而言,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”,这也是王人博的信条。在知识分子的意义上,“业余者”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,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,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。2018年出版的《业余者说》以问答录的形式展现王人博在学术和教学之余的思考,读鲁迅,观张艺谋电影,谈如何理解中国。


王人博喜欢把自己的点滴观察和日常思考分享在朋友圈,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。今年新书《你看我说:一个法学者的人间情味》就是根据他多年思考和分享整理出的图文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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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读”


王人博在读


Q1.最近在读的是哪本书?


A:最近在读《戊戌变法的另面:“张之洞档案”阅读笔记》。读这类书的想法有点复杂,用一两句话不好概括。这样说吧:根据自己的年纪和阅历,我对“思想”的关注度明显下降,而热情转向对“行动”的思考和阅读。中国不缺乏思想者,晚清以来便是如此,因为有个现成的老师——西方摆在那里。把西方的某种思想借取到中国,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也不稀缺。


为什么再好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总是变形走样?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“想”,而是如何“做”。“做事”或者做成一件事,更需要智慧、技艺和勇气。说说容易,做起来难。在中国要作为一个好的行动者,他需要动用各种知识和能力,包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智慧和技巧。与上打交道是一回事,与同事打交道以及与下打交道是另外一回事。


就拿戊戌变法这个事件来说,研究张之洞就比研究康有为重要。康有为主要是“想”,而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封疆大吏如何“做”,更值得去研究。因为再好的思想要发挥实效就必须落实到行动层面。行动者往往有丰富的经验,有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,更明了现实是怎么一回事。这一点,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比其他任何国家处理起来都要难。臣子跟皇上如何说话就是一个大学问,包括奏折。人有激进、保守、持重之分,如何与他们相处做成事情也是一门大学问。之所以转向“行动者”阅读,还是受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影响。他说过,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是他积四十多年的官场经验的呕心之作。这句话打动了我。没有实践的经验得失,是决计写不出不温不火的《劝学篇》的。


张之洞(中)。


另一个来源是重读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。鲁迅在这个文本中,使用的每一章的标题都可以看作是“思想之名”,包括这个文本的序章。“正传”本身就是中国“思想之名”的一个反讽。然后再根据每个“思想之名”去写“阿Q”这个行动者如何行动,包括“他”的所思所做。思想是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,而阿Q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成了一个反讽式的行动者。所有一切既定的意识形态包括革命在内,在阿Q那里都统统失效。思想真是做了孽,它许下了愿,却为了要人的命。

 

Q2.阅读次数最多的书是哪本?


A:次数最多的当是竹内好的《近代的超克》。原因很简单:他是日本人,一个与中国思维方式很近的东方人,也因为他的行文风格很东方。另一个原因是他写的鲁迅独此一家,你可以不同意,但要超越很难。他的鲁迅不是研究,而是“诗术制作”,它既是哲学的,也是政治的,而且暗藏杀机。

 

日本汉学家、思想家竹内好(1908-1977)。


Q3.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是哪本?


A:重读《阿Q正传》。未庄,阿Q:一个记忆中的国家历史和它的人民。——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也去损害和侮辱他人。

 

Q4.你床头现在放着哪些书?


A:不好意思。床头摆着自己的两本书,《业余者说》和《你看我说》,都是最近的。之所以这样做,是想不时地看看自己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,以便检讨自己。有一点是肯定的:不是为自己的书做广告。


 

《你看我说》

作者:王人博

版本: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

 

Q5.最想写出怎样的一本书?


A:想写写张之洞。目前还处在阅读文献资料的阶段,思路不清。对他感兴趣,与第一个问题有关:如何做成事情与振聋发聩的喊叫同样重要——这只是一个谨慎的说法。

 

Q6.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?


A:瓦尔特.本雅明的《启迪——本雅明文选》。因为他的文字不好归类:哲学家?思想家?评论家?或者兼而有之?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。从他那里可以知道:人的命运与他的思维方式之间有一条隐秘的通道,而通道里那条系着铃铛的绳索则牵在上帝的手里。

 

Q7.最近读到什么文章/观点让你记忆犹新?为什么?


A:读《沿着圆圈的内侧,从胜利走向胜利》,该文是解读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的。其他的就不谈了,读者可以自己去读。就是这书名“从胜利走向胜利”就很有意思。该文带来的思考是,鲁迅是如何定义“胜利”的?他把胜利这个人之所欲的东西除去了客观视角,还原为一种纯粹的心理感受。胜利只不过是觉得对自己“有利”罢了。

 

Q8.你自己的著作里,最满意的作品是哪本?为什么?


A:说满意谈不上。因为满意带有自傲的意思。我不是一个自傲的人。《法的中国性》,是个专业论文集,我写的正儿八经的论文不多,能收进去的也就那几篇。一本纯粹写中国问题的集子。无论从外域引进什么概念或思想,在中国这里都会拐个弯,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。宪法、法律也不例外。中国性是个大词,它可容纳很多问题。

 

Q9.如果让你做一份学术类刊物的执行主编,你想做什么类型的刊物?


A:做一本纯粹的学术性刊物,知识发生学方面的。我们习惯了话语实践,但我们又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忘却机制,扔弃了组成话语的概念和语词本身。概念、语词不清,话语就只是个口号而已。譬如说“法院”这个概念,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,是外来之物。为什么要制造或翻译成这样一个概念?东方国家日本叫“裁判所”,重在裁判。而中文的“法院”重在“院”,一个带有行政色彩的词语。“院”与院长相联系,而院长又与官职相关联。专门做裁判的人叫“法官”,本身也带着个“官”字。任何概念或词语都是文化传统拟制的结果。


再譬如,汉语里的“文化”、“文明”概念。美国学者亨廷顿写的《文明的冲突》,他为什么不用“文化概念”,如何从中文里理解“文明”这个东西?这样的刊物可能没什么影响因子,但绝对是学术的。

 

Q10.你一般选择什么样的环境阅读?


A:躺在床上,点一根烟,泡一杯茶,手里拿一支笔。随着烟雾与茶气的升腾,思考也会从书里带出来。

 

Q11.如果让你现在给新京报文化频道写一篇文章,题材和体裁不限,你可能会写什么?


A:写一篇有关人文方面的短文。所谓人文,它不是世界与生活的补充形式,是人之为人的根性所在。世界与生活是丰富的,价值多样的,立体的,不是扁平的。人也不是单向度的。话扯远一点也可以说,人类之初开口说的第一个音应该是元音,是唱出来的,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。初民们既要打猎、捕鱼,也要唱歌、跳舞。缺少了人文,世界和生活就少了滋味。人不能总是没事数钱玩。

 

《你看我说》内文,第14页。

 

Q12.能简单介绍下你今年的新书《你看我说》吗?


A:这书是图文集,来自于从2014年至2018年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图文。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,日积月累慢慢成了习惯,有了“一日一语一图”这句玩笑话。后来出版社的朋友看到,认为这些图文有价值,所以决定出版。只是因为图片的版权问题,一直倒腾到今年的一月份。随便从书里摘出一句做个示例,图片就无法放在这了:“省略号文中出现是一种孤独的停顿,如同坐在街椅的中间,两边空着,却不再等人来。”

 

Q13.2018年去世的文化名人里,哪位离世让你最难过?


A:霍金去世。一个残缺的身躯顶着一颗伟大的大脑。少了霍金,宇宙很寂寞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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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。作者王人博 ;采访:李永博 ;编辑:沈河西 西西;校对:薛京宁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欢迎书友转发至朋友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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